瓦窑堡会议是在中国抗日民主运动面临新高潮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推动中国革命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折。
    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关系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同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向各国共产党发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这部宣言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的敌对行动，都应停止内战，团结一致为抗日而奋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机日益成熟。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对当时的国内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制定出一条新形势下的政治路线，以便更好地领导和组织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然而自遵义会议以来，全党在政治上并未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进行彻底地清算。“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关门主义在党内还浓厚地存在着，这就成为新形势下制定和贯彻新的政治策略的严重障碍。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李维汉、张浩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又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一）瓦窑堡会议提出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是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的决议认为，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三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在此形势下，国内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新的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潮，不但推醒了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中更落后的阶层，使他们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而且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现在又转入了革命”。“在反革命营垒中是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针对这种新的革命形势，会议认为党的政治路线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即必须由土地革命时期的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转为团结社会各阶层一致抗日，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因而，会议提出党在现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以此为基础，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指出“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只有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这一论述实际上提出了建立包括“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统一战线”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因而从思想上和理论上统一了认识，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二）瓦窑堡会议提出和阐明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
    鉴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由于当时的党中央放弃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导致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决议指出：“共产党应该以自己积极的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胜利。”毛泽东在会议的报告中也要求全党注意吸取1927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认为“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这表明，瓦窑堡会议对统一战线领导权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
    （三）瓦窑堡会议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强调了扩大与巩固党组织的重要性，并确立了新的党建原则和方法。
    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在新的大革命中，共产党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能战斗的党员，才能率领中国革命进入彻底的胜利。”因此，党组织应向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与群众领袖开门，在把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熔炉”的过程中，使广大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坚决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倾向。
    《决议》认为“共产党不但是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党在各方面的工作。”因而党组织在党员的发展问题上，“必须同党内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作斗争。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标准。应该使党变成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同时，“党不惧怕某些投机分子的侵入，党用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与铁的纪律，去保证党的组织的巩固。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这样的规定,既为扩大党组织创造了条件,又使其能够保证自身的纯洁性,促进了党的事业的顺利发展，更有利于实现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地位。
    （四）瓦窑堡会议提出了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
    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是针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在当时虽然大多数民众都主张抗日，但他们一方面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并且痛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赞成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相比较而言，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更容易为各方所接受。同时，这一主张也是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政策的否定，此前，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认为，中国只能存有两种政权，或者是苏维埃政权，或者是南京的卖国政权；或者是红军或者是白军，在这两种军队之间更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军队。这种主张显然是违反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不利于实现抗日的大联合的。
    针对上述情况，会议指出：“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卖国贼力量的联合战线的政权组织，也是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统一领导机关。在阶级意义上说，它是在反日反卖国贼共同目标之下的各阶级联盟。”“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分子，不论他们代表那一阶级，那一政治派别，那一社会团体，那一武装队伍，都可以加入国防政府。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武装队伍，都可以加入抗日联军。”事实证明，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是有利于团结社会各阶层抛弃阶级成见共同抗日的。
    （五）瓦窑堡会议对党的具体政策也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瓦窑堡会议调整的具体政策表现在：（1）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与强有力的基础，决定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2）规定一切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专门家、小工商业主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3）改变对富农的政策。会议肯定了1935年12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议》的正确性，在此基础上指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变对待富农的政策，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乡村中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即对于富农的土地和财产，除封建剥削外，采取保护政策。（4）保护民族工商业。决议提出“欢迎民族工商业者到根据地投资，开设工厂和商店，根据地政府保护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尽可能地减低租税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在红军占领的地方保护一切对反日反卖国贼运动有利益的工商业。要使得全国人民明白：人民共和国不但是政治上最民主的地方，而且是发展中国工商业的最好地方。” （5）保护华侨。人民共和国给予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排斥驱逐的华侨同胞以庇护的权利，并欢迎华侨资本家到根据地发展工业。（6）大幅度调整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即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正如决议所言：这些具体政策的改变，“是为了一个基本的目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与独立，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由此看来，瓦窑堡会议对各项政策的较大幅度调整，始终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中心服务的。
    二、瓦窑堡会议给我们深刻的历史启示
    1、突出了党的路线的彻底性
    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比较系统、全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次会议不仅完整地提出了统战的理论和策略，要求党的一切工作一切任务服从统一战线这个中心。而且通过深入批判和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制定与贯彻扫清了一切障碍。这表现在：在巩固与扩大党组织方面，提出了必须与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作斗争。为了使全党深刻认识左的关门主义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危害，毛泽东特意在报告中驳斥了“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的谬论，批评关门主义“是孤家寡人的策略”，“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革命的力量都赶到敌人的一边去，只能博得敌人的喝彩。”因而，他得出结论：“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
    值得一提的是，在干部问题上，会议制定了大量培养、使用、爱护和团结干部以及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和争取、教育干部的路线和政策，实现了与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路线和党内斗争方法的彻底决裂。为了培养大数量的干部，会议决议指出：“不是以如同使用机械一样的态度，去使用干部和党员，而是爱护他们，信任他们，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天才与自动性。”并着重指出：“对于干部和党员在思想上与工作上的错误，不是轻易地给以打击，加上机会主义帽子，以及轻易地处罚他们，而是给以耐心的一次又一次的说服教育。”对于犯错误的党员和干部，瓦窑堡会议也采取了团结宽容的态度：会议认为，党员和干部“在思想上与工作上的错误是免不了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党内斗争的火力应该向着那些坚持错误观点，不愿学习锻炼，不受指导教育的同志。一定限度上的组织上的结论，也仅仅对于那些错误严重与无法说服的同志才是必要的。但一切必要的党内斗争与组织结论，仍然是带着对于本人与全党的教育性质。只有对于那些有一贯错误路线的机会主义者，党才不应该因为他们的一时表现改正，而轻易给他们以重要的工作。” 
    2、凸显了党的理论的创新性
    瓦窑堡会议对党建理论的创新主要表现在瓦窑堡会议第一次在党的历史上对“唯成分论”思想进行了深刻彻底地批判。会议决议指出：一切愿意为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历史已经证明，这一党建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对其后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迅速发展与壮大，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比如，为了贯彻瓦窑堡会议的精神，1938年3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该决议明确指出：“打破党内在发展党员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 这标志着建党路线上的“唯成分论”左倾错误得到了完全彻底地纠正。
    1945年党的七大肯定了瓦窑堡会议对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所做的开创性贡献。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一切，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讲话中也明确指出：出身和入党不同，这是两件事，出身是农民，入党就是党员。但入党还有一个组织入党与思想入党的问题。只有思想入党才是真正的入党。到1945年底，共产党员的人数已由瓦窑堡会议召开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121.1万多人。这足以说明瓦窑堡会议对党建理论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是巨大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一创新是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党组织的，它有力地确保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及时地为党组织吸收了新鲜血液，壮大了抗日力量，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这一创新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搞好党的建设仍具有重大借鉴意义。它启示我们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也应继承当年瓦窑堡会议的创新精神，密切结合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来扩大和巩固党组织。如同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建党七十周年的“七一”讲话中所指出的：“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这样的规定完全符合目前我国的社会阶层分化状况以及完成我党中心任务的要求。同样也是对当年瓦窑堡会议在党建理论方面创新精神的继承。
    3、体现了党的策略的灵活性
    长期以来，一些学者认为瓦窑堡会议虽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然而会议提出的口号却仍是“抗日反蒋”，把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上层集团排斥在统一战线之外，这可以说是瓦窑堡会议的重大缺陷。然而，辨证地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出于组织纪律的需要，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与共产国际《八一宣言》中所提出的“抗日反蒋”精神保持一致。加之红军刚刚经过长征，在长征期间，由于消息的闭塞，交通的不畅，因而，不可能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做到全面透彻的分析。但应该说明的是此时“抗日反蒋”的方针已不是从前的以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为目的，而是转为揭露和批判蒋的对日妥协，对内镇压的反动统治政策，反蒋的内涵和过去是截然不同的。由此看来，瓦窑堡会议所提出的政治策略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这表现在“一方面积极争取全国一切要求抗日和对蒋不满的力量，努力扩大抗日反蒋的阵营；另一方面则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前提下，不放弃与蒋介石及南京政权谈判合作的机会。”这充分说明，“抗日反蒋”的方针在策略上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对于争取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转变仍是留有较大余地的。
    总之，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报告，深化了当时党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回答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目标、对象、领导权以及与之相关的具体方针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是“九一八”以来，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全面的理论阐述，标志着党关于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基本形成，为我们党从容应对新形势的变化，组织全国民众，团结一切可能的同盟军，迎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做好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会议决议和报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石。此后，我们党所有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对这一理论思想的完善和发展。（作者系子长县教育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