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迫于当时严峻的形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分四路先后于南方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征。其中，党中央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离开了在农村建立的第一个红色首都——瑞金，经过一年的爬雪山、过草地，历经种种艰难险阻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长征。
    虽然已进入西北苏区，但党中央选择哪里落脚安家更有利于开展革命工作，却是件值得重视和认真思考的事情。当时的瓦窑堡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中心，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瓦窑堡市委和市政府所在地。为此，党中央最终选择瓦窑堡作为中央机关所在地。1935年11月5日，王首道、贾拓夫、李维汉、刘向山等带领部分红军先期到达瓦窑堡，接管了陕甘晋省委保卫局，制止错误肃反。11月4日，洛甫（张闻天）、博古、刘少奇率中共中央机关从甘泉下寺湾出发，于11月7日进驻瓦窑堡。12月13日，毛泽东于直罗镇战役胜利后，从富县东村经甘泉、安塞等地秘密抵达瓦窑堡。周恩来离开东村后于12月8日先于毛泽东抵达瓦窑堡。
    瓦窑堡是中国革命的新起点，是东征抗日的出发点。中央机关从1935年11月7日进驻到1936年6月21日离开，在瓦窑堡共居住了7个月零14天。期间，先后果断制止了陕北错误肃反，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被关押的陕甘苏区党政军干部；部署指挥了东征西征；恢复创办了红军大学等。党中央在此召开过很多会议，尤其是瓦窑堡会议因其对历史的特殊贡献而被国内外知晓。对于瓦窑堡会议的召开，有两个人必须提及，一个是当时担任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一个是共产国际代表张浩。
    瓦窑堡会议的筹划者——张闻天
    瓦窑堡会议制定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来许多人都认为是毛泽东在唱主角。其实当时毛泽东主要精力倾注于军事方面，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才是全面负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的主要人物。瓦窑堡会议前后，张闻天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张闻天在中央的重要地位。但由于战争所迫，这次会议没有对政治路线问题展开讨论，党内一直存在认识上的差别与分歧。长征结束后的甘泉下寺湾会议上，周恩来就提议召开一次会议，详细讨论一下党的总方针问题，但由于战事紧急，一直没有召开。直罗镇战役后，西北根据地形势初步稳定。因此，召开这次会议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另外，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一二•九运动掀起了抗日热潮，国民党疯狂“围剿”根据地。国难当头，国内主要矛盾已由过去的阶级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如何给统一战线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以缓解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这一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张闻天的身上。
    瓦窑堡会议的最大贡献就是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关于统一战线的方针，早在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6月）就制定出台了，但形势随时发生着变化。1935年10月22日，在吴起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首先明确指出：“到达苏区根据地，长征的任务完成了，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现在新的任务是保卫与扩大这一苏区，并把保卫与扩大苏区的斗争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反帝与土地革命直接结合起来。”他已经认识到新形势下得抓住反日的民族战争这一主线。1935年11月7日，进驻瓦窑堡后，13日张闻天就主持召开西北中央局会议，明确提出实现战略转变的任务和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主持起草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号召全民开展反日反蒋。同时，他又发表《把陕北建成领导反日的中心》文章。11月17日，张闻天再次撰文《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疾呼“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都应该联合起来”；“一切斗争方式，都应该用来抗日反蒋……”而此时的毛泽东还在西北根据地南部前线指挥反“围剿”斗争。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的到来为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探讨问题方便，张闻天把张浩安排在自己居住的窑洞隔壁，二人经常彻夜长谈。关于统一战线的新构想就这样在酝酿中不断成熟。11月20日，政治局会议讨论土地问题时，张闻天请张浩出席。会后一方面立即派人送专函给在直罗镇前线的毛泽东等人通报张浩传达国际“七大”精神与《八一宣言》要点，另一方面同张浩和在后方的中央领导同志一道，认真研究国际“七大”精神，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九•一八”以来的教训，根据当时国内各种关系变动的情况，作出战略和策略转移的重大决策。11月25日，张闻天派人带着他与张浩达成共识的文件，即有关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红军行动方针、改变对富农的政策等重大问题赴直罗镇前线征求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意见。11月2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统一战线问题。12月1日，发表署名文章《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宣言》，批驳党内关门主义的同时又指出灵活运用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榆林桥战斗俘获东北军团长、原张学良卫士高福源后将他送到瓦窑堡，并对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党的一片真心感动了他。他后来在我党争取张学良反蒋工作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统一战线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很好地运用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相继从前线回到瓦窑堡，有了前面的铺垫，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大政方针水到渠成，经过政治局常委们碰头研究，瓦窑堡会议随即召开。而张闻天所做的一切工作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政策基础和理论基础。
    1935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瓦窑堡二道街下河滩田家院召开。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邓发、何克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组织部长李维汉，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中共西北中央局秘书长欧阳钦（记录）共13人出席会议。毛泽东作了《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张闻天作了《政治形势与策略》的报告。经过讨论分析，12月23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2月25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当的任务决议》。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2月27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中央、省委、县级机关领导干部，红军大学、党校学员共400多人参加会议。毛泽东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特别强调了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
    瓦窑堡会议重大决策的指导者——共产国际代表张浩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1931年11月至1940年2月期间，参与领导了东北抗战，努力贯彻落实共产国际七大路线，积极宣传党的正确抗战路线，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贡献，而张浩作为共产国际派出代表做了大量工作。
    为了向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并恢复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共产国际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商量,决定派一位同志回国。 派回国的同志不仅要立场坚定、机智勇敢,还要有对付敌人的丰富经验和一定的威望,并为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经过反复考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决定派张浩回国。张浩是中央候补委员,又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是中共代表团起草《八一宣言》的参与者之一,对宣言精神自然再熟悉不过了。由于路上不能携带文件,由张浩回国传达无疑是最佳人选。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征求张浩意见时,张浩愉快地接受了这项既艰苦又危险的任务。
    张浩从苏联回国有新疆、东北、蒙古三条路线可以选择。由新疆到延安路途太远,而东北为日军占领,只有从蒙古回国路途较近，且国民党的势力较为薄弱,是一条比较安全的线路。但沿途关卡重重,不能携带文件,只能记在脑子里。张浩扮作商人,骑着骆驼,与在苏联一同受训的密电员赵玉珍一起踏上了回国征途。一路上,他们爬山涉水,忍饥挨饿,历尽千辛万苦。在蒙古大沙漠,他们遇上了一场大沙暴,险些被吞噬。经过1个多月的艰难跋涉,于11月中旬,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回到瓦窑堡,张浩就住张闻天的隔壁窑洞。两人对于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策略的制定商量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12月8日,周恩来回到瓦窑堡同张浩就有关问题进行了长谈。同日,毛泽东致电中央,要求在直罗镇与瓦窑堡之间的安塞与张浩见面。急于见到张浩的毛泽东却于12月13日径直赶到了瓦窑堡。14日晚，已到安塞的张闻天、张浩、博古连夜骑马又赶了回来。张浩与毛泽东见面了。这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两人在武汉分手后的又一次见面。毛泽东急于了解共产国际的最新策略,寒暄之后便立刻进入正题。张浩对共产国际“七大”的文件下了一番背诵的功夫,加之自己又亲身参加了会议,所以谈起来既有条理,又很自然,很多重要的段落除了背诵原文外,还用自己的语言作了必要的阐述。15日—16日,毛泽东与张浩进行了长谈。王稼祥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也专门听取了张浩关于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的传达。大家认为,张浩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是十分正确的。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也应适时制定新政策。
    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浩在会上进一步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经过。这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制定和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制定新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的一次重要会议,它解决了党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来得及解决的路线和策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对于瓦窑堡会议的准备和召开,张浩有着重要贡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回忆说:“我曾听闻天讲,张浩回国对我们帮助很大,给我们打通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帮助我们了解了许多情况。不久,中央开会决定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张浩到达瓦窑堡，不仅带来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促成瓦窑堡会议的及时召开，制止了张国焘分裂党的图谋，而且还带回了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的密码。瓦窑堡会议12月23日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准备以六个月(二月至七月),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这说明,在张浩回来后,中央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提到议事日程上了。但由于陕北没有大功率的电台,一直无法与共产国际联系。1935年12月,上海地下党组织将一台100瓦特的电台送往陕北。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用张浩带回的电码向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出了第一封长达2000余字的电报。7月2日,中共中央收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回电。当天11时,张闻天致电博古:“国际电台已畅通。”至此，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恢复了电讯联络,这对于促进和推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
    瓦窑堡会议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瓦窑堡会议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快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作者系延安市档案局编研科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