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窑堡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1936年1月17日，红军进行东征时，中共中央决定政治局随军行动。同时，留周恩来、博古、邓发三人组成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负责后方工作，重点开展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以解除东征红军的后顾之忧。
    不久，党中央就得到一个对东北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契机。榆林桥战役中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红军中生活了两个多月后，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一天，他向李克农提出，愿意回去说服张学良，同红军联合抗日。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立刻同意了他的要求。
    1936年1月，高福源回到洛川后，与张学良彻夜长谈。1月16日，他又从洛川返回瓦窑堡，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张学良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去洛川与张学良晤谈。
    2月初，中央派李克农前往洛川进行会谈。临行前，周恩来特别叮嘱，这次会谈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但也有一定危险，你要有思想准备，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无论如何不能谈崩，一定要谈好……
    3月初，李克农与张学良再度会谈。张学良坦陈了自己的看法。会谈结束后，李克农于3月16日赶赴山西石楼东征前线，向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等作了汇报。中共中央当即决定以周恩来为会谈代表，去延安同张学良谈判，并指示了安全保卫工作。
    接到张学良回电后，周恩来带领李克农一行于4月7日从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到达肤施城东郊的川口村。周恩来派人用电台与张学良联系，不巧电台发生故障，一时联络不上。直到第二天上午，张学良才得到了周恩来到达川口的消息。此时张学良正在洛川，他一面急电驻守肤施的129师师长准备盛情接待，一面亲自驾机带领王以哲等人飞往肤施。在东北军工作的中共党员刘鼎也随张学良同机到达。
4月9日晚，在延安城天主教堂中，周恩来与张学良这两位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的煊赫人物，开始了彻夜长谈。
周恩来笑一笑，说：“我们也只能在黑夜里交谈了。不过，肤施可是块宝地，我相信不久会大放光明的。”张学良说：“对，对，肤施的确是个好地方，我相信有一天能像周先生讲的大放光明。”
    周恩来与张学良携手走进了教堂。在教堂的中央，已经摆好了一张圆桌，圆桌上摆满了糕点和水果。一杯杯刚刚斟满的热茶，在五支蜡烛的亮光下，漂散着热气。
    刚一落座，周恩来就说：“张将军，我也是在东北长大的。那时，在奉天第六高等小学堂读书。现在多么想回去看看，可惜回不去了。”
    提起东北，令张学良感到亲切，又引起张学良的感触。他说：“周先生的经历我了解，在东北的情况，我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周恩来很奇怪，问：“张先生是我在天津南开学校时的老师。怎么会是你的老师？”张学良爽快地回答：“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拜他为师。我和你是同师！”于是，会谈在这种亲切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
    张学良首先爽朗地说：“不瞒周先生，两年前我从意大利墨索里尼那里取回一本经，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主张中国应该有个领袖，实行法西斯专政，把朝野各党各派的意志集中起来，把全国各方面力量统一起来，像希特勒之于德国、墨索里尼之于意大利那样，才能够抗击日寇，应付国难。但我现在已认识到国民党贪污腐化黑暗无能，远非德国的国社党（纳粹）、意大利的法西斯可比，是一个没有什么希望的大官僚集团。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透彻的分析，我认为现实与我想的并不一致。内战不停，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呢？”
    周恩来目光炯炯地静心听着张学良的讲述，脸上的表情是那样的和善而庄严。他对张学良说：“张将军既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也是集毁誉于一身的。张先生苦心积虑要雪国耻报家仇的心情，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了解，同情，并会帮助你。可惜张先生把路走错了。什么是法西斯，简单讲，法西斯就是军事独裁、专制，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最后反动的产物。袁世凯搞过军事独裁，失败了。吴佩孚要武力统一中国，也失败了。这些张先生都知道，并经历过，谁想在空前国难中搞独裁，而不去抗日救国，谁就是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必然要失败。因此要抗日不能仿效这两个国家，讲法西斯只有投降帝国主义，不能抗日。张先生要是真想抗日的话，就一定要实行民主，走人民群众的路线。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也不要人民大众，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深厚力量，就不可能树立真正的抗日信心。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调动起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抗日力量，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把中国引向光明。”
    张学良说：“周先生讲的极是。中国要统一只有两条路：一是共产党的道路，一是法西斯的道路。我过去总以为法西斯独裁可以救中国，因此曾提出拥蒋的口号，现在看来，好像不对了。以后不谈法西斯主义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完全同意。但对于蒋介石，我本人和你们有不同的看法，在洛川已经和李克农先生讲过，意见未能达到一致。所以，特别约周先生亲自谈一谈。”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这很好嘛，多接触多谈，双方就会多了解多谅解。我们原来主张反对蒋介石，那是因为大革命失败以来，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事实教育了我们。不过在今天的形势下，愿意听听张先生的见解。”
    张学良说：“我认为蒋介石现在实际上还统治着中国，不仅中国的大部分地盘和军事力量掌握在他手里，而且财政、金融、外交等也都由他一手包揽。我们现在想壮大抗日力量，为什么要把他掌握的这股力量排除在外呢？据我多方观察，他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在国民党的要人中，一些人也佩服蒋介石尚有民族情绪和领导能力，故希望他抗日。”
    周恩来有意反问：“如果蒋介石有意抗日，为什么一定要消灭最积极抗日，而为日本所仇视的中共和红军呢？”
    张学良说：“这是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结果。他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日本人给他难堪，他也发过牢骚，心中愤恨。但他有个很错误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
    听了张学良这一番话后，周恩来站起身来愤慨地揭露了蒋介石窃取革命胜利果实、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投降封建军阀、血腥镇压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累累罪行。在座的李克农和刘鼎都觉得痛快淋漓，张学良也很激动。
    周恩来稍稍停了停，说：“这些旧帐，我们不愿意再算了。”
    张学良连忙说：“对，对，抗日是当前迫切的大事呀！我们应当设法把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逼他走上抗日的道路。尤其是我们都是他的部下，财政上也靠他，现在还不能反他。否则，他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像在张家口对付冯焕章先生那样。蒋介石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为了自己，他会一意孤行到底。但如果投降日本，我一定会离开他，另做打算。”
    周恩来沉思了一下，说：“蒋介石目下正像晚清的西太后一样，‘宁可给外人，不给家奴’。对日寇无耻退让，对爱国群众残酷镇压，高叫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其实是依靠出卖中国的主权来维持他的统治。不管他口头上如何诡辩，他实际上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忠实走狗。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抗日的，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现在，为了抗日救国大计，我们可以既住不咎，愿意争取这个力量。但是，光让步是不行的。让步太多，会使不知足的人认为我们软弱可欺。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血的历史教训的。所以，要让步，还得要斗争。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不过，张先生这个意见很有道理，毛泽东也有这个考虑。如果抗日战争争取不到蒋介石这个集团参加，将是一个大的损失，争取过来是有好处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我不能决定，我可以把张先生的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再作最后答复。”
    张学良说：“我很清楚红军是真心抗日的，剿共和抗日不能并存，联共抗日才是前途。这要做艰苦的工作，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一定能把他扭转过来。但是，在抗日作战爆发之前，我还不能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进驻苏区。蒋介石已经有电报骂我隔岸观火。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合作。”双方就此谈定，红军可在适当时候退出某些地方让东北军进驻，以打假仗的方式应付蒋介石。
    接着，双方就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问题及联俄、通商等问题，作了具体商谈，达成了以下口头协议：
    (一)关于国际联合问题，双方一致同意联合苏联。中共的代表由新疆，东北军的代表由欧洲去苏联，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日事业的援助。
    （二）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加强部队抗日教育与培训抗日干部。双方决定，红军开办红军大学，东北军创办军官训练团，彼此合作。
    （三）双方互派有政治头脑而色彩不浓之人在他处做事。
    （四）关于红军东征，张学良认为红军去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也难立足，最好出绥远，靠外蒙。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东北军防地设店自购，军用品由东北军代购，子弹可供给。
    周恩来与张学良开诚布公，侃侃而谈，直到拂晓时分。
    张学良对谈判结果十分满意，他拿出两万块光洋，说是他私人的钱，支持抗日的，并且激动地说：“听周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看到了东北军发展的前途，而且也使我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我一定要忠实于我们谈判的协议，永不毁约。”
    周恩来与张学良紧紧地握着双手，说：“我们共产党人说话历来算数的，对于我们达成的协议，一定会执行到底。”
    大约凌晨四时左右，周恩来一行跃身上马，离开肤施，马蹄“哒哒”地向瓦窑堡奔去。


    1936年，在日军步步紧逼的形势下，全国上下纷纷反对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 的政策。就连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主席的胡汉民，也发表了“与其亡于日，毋宁亡于赤”的言论。蒋介石开始意识到，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会危及他的地位。于是，他明里仍在“剿共”，暗中却派出密使，希冀跟中共和谈。1936年7月10日至14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讲，对抗日作了比较明确的表态。
    不久，张子华从上海被电召至南京，曾养甫交给张子华一封致周恩来的信，托他尽快送往陕北。曾养甫在信中写道：“盼两方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摒除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祷。”这表明，国民党方面希望国共的“切实商谈”，提高到周恩来这样的高层级别。
    张子华携曾养甫的信，第三次前往陕北。
    此时，周恩来也正利用他在国统区的各种社会关系为实现国共两党尽早合作、共御外侮而奋斗。早在5月15日，周恩来就曾致函他的老师张伯苓，赞扬他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爱国热忱，说明中国共产党主张“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实现团结抗日方针，希望张伯苓予以“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周恩来还致信他的学友，时为国共密谈的牵线人湛小岑，对他为国共合作奔走“益增兴趣”，希望他继续推动各方“讯谋联合”，“共促事成”，并表示欢迎曾养甫、湛小岑来陕北保安“共商大计”。
    8月10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指出，应放弃抗日必反蒋的口号，在与南京政府谈判时，应提出两个问题：（1）停止内战；（2）允许人民抗日，发动抗日战争。毛泽东在会上做结论时，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既然放弃反蒋，就意味着可以联蒋，而联蒋则是实现国共再度合作的关键。这比过去主张国共合作又要反蒋的口号和方针深刻、进步了一大步。
    9月15日，中共中央再度举行政治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电示精神，进一步研究国共合作和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周恩来在发言中说明，联蒋抗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过去统一战线中把蒋介石所代表的力量除外是不对的。他认为自国民党五大以来，特别是这半年中，蒋介石是有变化的，是向着抗日方向动摇的，不应该放弃他，应逼蒋抗日；但蒋介石要走到同我们合作，距离还很远。
    中共对蒋介石的演说，作出公开反应。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公开见报，明确表示了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愿望。信中指出：
    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地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就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刚刚发表的8月27日，张子华风尘仆仆，抵达保安。张子华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他所带来的曾养甫的信，恰恰代表国民党就国共谈判表了态。
    毛泽东、周恩来细细读了曾养甫的信。
    8月31日，周恩来写就致曾养甫函，告知“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周恩来写道：
    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    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为策划。
    这就是说，周恩来愿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谈判。连谈判的地点，都具体提出来了。
    翌日，周恩来又写一信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信中提及了“黄君”（张子华曾用的化名）与“养甫先生”的往来，也提及“两先生”的“联俄之举”——此前，陈立夫化装为“随员”和张冲一起远赴欧洲寻求与共产国际联络。
    周恩来的信，一开头便这样写道：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
    周恩来的信中说：“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希望二陈为国共联合抗日多多出力。周恩来还写道:
    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同日，周恩来还修书一封，致胡宗南，首先称之“宗南同学”，然后写道：“黄埔分手后，不想竟成敌对。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周恩来希望胡宗南“立停内战，共谋抗敌”。
    张子华带着周恩来的信，南下广州，因为他得知陈立夫正在广州。9月20日，张子华赶到广州时，适值陈立夫到广东别的地方去了。张子华见到湛小岑，把周恩来的信交给湛小岑。
    9月23日，陈立夫回到广州，看了周恩来的信，指示由曾养甫出面，与张子华会谈。
    周恩来在信中说明，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 敌，则两党之幸，“现为促事速成，特委潘汉年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与时间，到时希赐接洽。”同时，以“逼蒋抗日”为主旨，周恩来也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义正辞言，态度诚恳，促其悔改，切望合作的长信：

介石先生：
    自先生反共以来，为正义与先生抗争者，倏已十年。先生亦以清党剿共劳瘁有加，然劳瘁之代价所付几何？日本大盗已攫去我半壁山河，今且升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矣！近者，先生解决西南事变，渐取停止内战方针。国人对此，稍具好感。惟对进攻红军犹不肯立即停止，岂苏维埃红军之屡次宣言、全国舆论之迫切呼吁，先生犹可作为未闻耶？
……
    先生为国民党及南京政府最高领袖，统率全国最多军队。使抗日无先生，将令日寇之侵略易于实现，此汉奸及亲日派分子所企祷者，先生与国民党之大多数，决不应堕其术中。全国人民及各界抗日团体尝数数以抗日要求先生。先生统率之军队及党政中之抗日分子，亦尝以抗日领袖期诸先生。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变为民族罪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
    奉上8月25日敝党中央与贵党中央书，至祈审察。迫切陈词，伫候明教。顺祝起居佳胜！不一。
                                                                               周恩来
                                                                             9月22日

    周恩来在信中首先抚今迫昔，重在说明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害”的历史教训；继之，周恩来又正告蒋介石，“红军非不能与先生周旋者，十年战绩，早已昭示国人，特以大敌当前，亟应团结御侮。”并代表中国共产党郑重表示，先生如决心变更自己的政策，则苏维埃与红军准备随时派遣负责代表与先生协定抗日大计。最后，周恩来又切望蒋介石：“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第一次向蒋介石个人致函，呼吁建立国共合作的重要文件，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基本立场。
    9月27日，曾养甫与张子华晤面。曾养甫说，国民党方面如派代表到陕北保安，“恐惹人注意”。他建议请周恩来到香港或广州会谈。他取出国民党政府为周恩来准备的护照，交给张子华，以便周恩来能进入香港。
曾养甫还转告了国民党方面三项新的承诺：
    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
    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
    三、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
    毛泽东于翌日收到张子华密电发来的消息。10月8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联名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人发了一封电报。电报说：“为确保政治、军事外交秘密，从今日起用秘字编号发给你们之电，请指定专人翻译，限于你们九同志阅看后立即烧毁。请你们向我们负责，不使任何人知道。”
    这就是说，即使在中共方面，派密使与国民党接触，也属极端机密的行动，仅限于高层极小范围内知悉。
     毛泽东以为，恩来飞赴广州，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
    毛泽东这样判断形势：估计南京在日本新进攻面前有与我中国共产党成立妥协可能，但一面仍以重兵压境，企图迫我就范。中共共产党争取迅速开始由主要代表出席的谈判，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
    张子华于10月14日赶到西安，向中共派驻西安的叶剑英作了汇报。
    10月17日下午4时，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共同署名发出致“九同志”的电报：“与南京谈判有急转直下势，第三次与南京联络之代表（指张子华）14日回西安，携来国民党条件。”毛泽东等的电报中，还写及一重要变化：“蒋介石16日到西安，我们正交涉由蒋派飞机到肤施接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这就是说，周恩来要飞往西安，跟蒋介石直接谈判！只是由于事态的变化，使毛泽东预计中的“蒋周会谈”未能实现。


    1936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派汪锋赴西安，到杨虎城17路军中开展党的秘密工作。汪锋是陕西蓝田县人，参加革命后曾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进行了被称为“奠基礼”的直罗镇战役。战役刚一结束后，正在清扫战场，毛泽东就派人把被错误关押的汪锋从瓦窑堡监狱里放出来，派往西安，完成与杨虎城将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重任。临行前，周恩来找汪锋进行了交谈，作了重要指示和吩咐，这是汪锋同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时值初冬时节，雪花飘零，炉火融融，周恩来机敏睿智的目光，和蔼可亲的谈吐，使汪锋一年来委屈压抑的神情，消失到五里云外。
    周恩来对汪锋说：党中央决定你去西安地区开展17路军中党的工作，同时也要把地方中没有问题的党员组织关系恢复起来。由于杜衡叛变，关中地方党组织破坏严重，但在17路军工作的秘密党员没有暴露，一直保存下来，这是一些非常宝贵的老党员。如何在17路军以及在具有爱国思想的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应该把我们党过去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工作好好总结一下，以利于今后在国民党领导的几百万军队中开展工作。周恩来通过回顾以往在敌军中开展党的工作的经验教训告诉汪锋说：我们过去总认为敌军中士兵出身苦，受压迫，而军官生活富裕，容易动摇，因而重视在士兵中开展工作，而轻视做军官的工作，往往是有了几个党员，就搞暴动，发动起义，结果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这种做法要改变，要注意保存现有秘密党的力量，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搞起义。只有到了国民党蒋介石要消灭这个部队，使这个部队无立锥之地的时候才有起义的条件。周恩来特别指示，17路军的阎揆要团，如果有一天被编成一个军，阎揆要任司令员，你任政委。这是党中央决定、认可的，到时可不必再向中央请求了。还必须注意，如果阎团起义了，活动地区要尽可能地靠近苏区，这样便于同红军配合行动。
    周恩来还特别强调，抗日要联合多数，凡是同我党素有来往的国民党部队，我们就不在其中搞起义、搞兵变、搞分裂、搞瓦解了，而要搞团结的工作。工作重点放在上层，做官长的工作。哪个部队的高级带兵官是党员，哪个部队的下级军官、士兵中秘密党员就站得住脚，就能存在下来。阎揆要团，如果没有他这个团长，我们在这个团的秘密党员能不能保存到现在呢？如果没有阎揆要掩护，我们党的干部在这个团作军官、文书、教员等能保持下来吗？过去，我们对国民党领导的部队如何进行党的秘密工作，如何保存和发展党的组织，缺乏具体分析，只是一味组织士兵搞兵变，这是“左”的错误的做法，其结果是建立不起党的组织。现在必须把这种“左”的错误做法彻底改变过来。必须按照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办事。要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包括高级将领，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周恩来还嘱咐汪锋要注意广交朋友，放手做官兵的工作。对一些思想落后的人不能叫人家“反动派”。有些人对党还不了解，反对共产党，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还是爱国抗日的，仍然是可以争取的。周恩来对汪锋说：只掌握一个团不行，要广泛发展，要以阎揆要团为中心，派党员到友邻部队中去当兵、当官长，开展工作，把党组织建立起来。对杨虎城的部队，只能搞团结，不能搞分裂，更不能拉出队伍合到阎团来。我们绝不背着杨虎城把他的队伍拉出来扩大红军。周恩来还风趣幽默地说：我们共产党人要吃国民党的饭，拿国民党的钱，办共产党的事，有什么不好呢？我们要学得聪明点。你们也不要自恃清高，太艰苦了。古人说：“千里做官，为了吃穿”。我们革命工作也需要活动经费，该拿的钱，还是要拿，拿来作为革命的活动经费，有什么不好呢？绝不能因过分清廉引起怀疑而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
    周恩来还要汪锋在17路军采取举办军事学校、训练班等，来提高官兵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周恩来还谈了对其他“杂牌”部队的态度，指示还要作包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等马家军的工作，尽管马家军是封建地主势力，只要我们做法对头，做好工作，他们当中也会有人变的。还要做好东北军的工作，不能使他们感到无家可归，走投无路。
    9月24日，汪锋同叶剑英、潘汉年去东北军张学良那儿开展统战工作，刘克东则由汪锋设法安排到阎揆要团搞电台工作。汪锋到杨虎城17路军特务2团驻地白水县城，他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宣布成立了中共特2团党委会，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安排部署了党委会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从此，特2团党的工作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团党委和300多名共产党员遵照新的工作方针和精神，主动、灵活地利用在国民党军队里的合法身份，在全团官兵中秘密地、半公开地宣传团结救国、逼蒋抗日的主张。
    （作者系子长县广播电视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