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1935年2月西北军委成立时的3名当事人白坚(西北军委秘书长)、郭洪涛(西北工委组织部长)、崔田夫(西北工委代书记)(另3人是刘志丹、高岗、马明方)和西北军委作战教肓科长雷恩均、情报侦察科长高朗亭2名亲历者及见证人贺晋年、马佩勋、吴岱峰及当时的中组部长李维汉同志的回忆，叙述了西北军委的成立过程和谢子长、刘志丹两位西北革命领袖相互推让的情况，不仅回答了1985年9月，中央西北红军历史座谈会没有搞清军委主席到底是谁的问题;而且从这件事上充分体现了刘志丹、谢子长两位先烈的高风亮节及深厚情谊。在商定主席人选时，志丹提名子长担任，子长“命令”志丹担任;会议选举时，志丹仍坚持选子长，最后选举子长为主席，志丹为副主席。子长去世后，志丹继任主席。
　　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关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西北军委主席究竟是由谁担任的”这个问题，一直有两种说法：一说刘志丹为主席，一说谢子长为主席。　　事实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在1978年4月帮助陕北老红军雷恩均同志写回忆录时，以及后来在撰写《谢子长》一书的过程中，都遇到过这个问题。经过反复询问当时健在的当事人和知情人，查找历史资料，终于弄清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当然，要搞清这个问题，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寻找当时的原始档案，如会议记录、行文公告之类的文字材料。比如，许多老同志都记得西北军委成立后，刘志丹同志亲自起草过一份关于粉碎敌人进攻的动员令。党内军内进行传达动员，在当时是个绝密文件。为此，我专门查找了庆阳地区、延安地区、甘肃省和陕西省档案馆所存的革命历史档案，一无所获。唯一的办法，只能从当事人和知情人的回忆中去了解实情。好在，上世纪70年代，一些陕北的革命老前辈还健在。虽则他们已是耄耋之年，但谈起当年的一些事情，还记忆犹新。
　　从1978年4月开始，为帮助老同志写回忆录，我跟随刘志丹、谢子长的老战友、时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的雷思均同志到西安、陕北、兰州、北京，采访了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谢子长的夫人尤祥斋，儿子谢绍明，和他们的老战友马文瑞、贺晋年、张秀山、王世泰、刘景范、高锦纯、吴岱峰、蔡子伟、李赤然、杨和亭、马云泽、马佩勋、杨林、白占玉、刘明山、刘约三、徐锡龄。徐昌弟、刘光汉，李蕴生、沙增录、史光书、李向春、杨培胜、王殿斌、宋飞诸革命老前辈和他们闹革命地方的许多老年群众;查阅了李维汉、王首道、林伯渠、徐海东、宋任穷、闰红彦、李象九、史唯然、习仲勋、郭洪涛、白坚、刘澜涛、张达志、汪锋、朱子休、崔田夫、高克林、闫揆要、黄罗斌、张策、张邦英、裴周玉、孙作宾、高朗亭、李树林、冯世光、王子庄、李瑞阳、郑殿华、刘映胜、李锦峰、王儒林、王四海、呼震西、张家修、白盛英、马锡五、姜兆莹、白应奎、薛兰岗等同志的回忆文章。
　　下面，就将我了解的情况，分叙于后。
　　我觉得最能说清问题的是当事人白坚和郭洪涛、崔田夫的回忆。
　　当时任陕北特委秘书长的白坚同志在《陕西革命军事斗争回忆》一文中说：“志丹同志到水晶沟不久，就会同郭洪涛、马明方同志和我到柳沟探望谢子长同志，在交谈中，对于迅速地统一陕甘军队的统一指挥和党的统一领导，完全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大体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第一，迅速成立陕甘地区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也是完全必要的。子长同志认为：军队统一的问题，我和志丹同志可以决定了，至于两个党委统一的问题，我们两个地区也不好作决定。郭洪涛同志说：‘是呀!上级没有决定是不好决定的。’谢、刘即建议两个特委赶快派出代表，志丹提出请惠子俊(席施)同志(陕甘边特委书记)上来研究。这一点郭洪涛同志也表示赞成。第二，巩固地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临离别时，子长同志拉住志丹同志的手，不忍离别，流了泪。但关于军委的具体组成人员还没有确定。当时，志丹、高岗和我再一次去子长同志转移后的休养地安定西区董家峁子看子长同志。从上午一直谈到天黑，子长同志的精神比较好一点了，能够坐起来。在这次见面中，拟定了西北军委的组织和人选问题。在议论这个问题的交谈中，志丹同志反映：陕北有的同志怀疑说：上级没有指示，成立西北军委是否成熟，子长同志很明确的表示，现在不仅是陕甘边区和上级断了关系，陕北此时也和上级断了关系，革命需要统一组织，陕北军事方面由我负责的，陕甘边区军事方面是由你负责的，只要我们的意见一致了，还有什么问题呢?应该很快地组织起来，不能再迟误了。对于军委的人选，谁当军委主席问题，他们两人互相推辞了很久。子长同志很恳切地对志丹说：“我这个病是不治之症，即使不死，也是上气不接下气，实际上不能工作。不要用我的名义了，工作你来搞，这副担子你担起来。”志丹同志也很尊重子长同志，一再推让，要子长同志出面，并说：“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做你的助手。”两人相持不下，最后子长同志很真挚地说：“你那里和上级已断绝关系，我是北方局派来的军事特派员，我以军事特派员的名义，确定你来担任军委会的主席。”这才确定刘志丹同志为军事委员会主席，谢子长同志为副主席。谢说不要挂我的名了，我和高岗说还是挂上吧。军委的委员还有高岗、杨森、张达志共五人组成，指定我担任军委秘书长。军委这个名单酝酿以后，志丹同志为了和特委交换意见，并正式成立军委，在安定西区周家硷村和特委交换了意见。参加这个会议的有刘志丹、高岗、崔田夫、马明方、郭洪涛和我六个人。当时张达志带游击一支队正在清涧，杨森带骑兵团正在关中一带活动，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这样，在这次会议上就正式成立了军委。同时，会议还酝酿了如何尽快地将党的西北工委组织起来的问题，请陕北特委速催陕甘边特委惠子俊同志赶快到来，共同商议决定。这次会后就迅速组成了军事委员会机构，军委机关移到安定以西高家焉。军委下设：第一科主管作战，调安定县军事部长雷思均为科长;第二科主管情报，调九支队队长高郎亭为科长。”
　　白坚同志在这份回忆中详细地记述了西北军委组成人员名单的酝酿过程和刘、谢两位领袖互相推让主席的感人情节，但关于周家峻会议成立西北军委的选举过程和结果，作会议纪录的白坚同志却未说。参加会议的郭洪涛关于刘谢两位领袖互相推让主席的说法一致，他则明确说会议选举了谢子长任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任副主席。但未详说选举过程。郭洪涛同志当时担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兼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后任西北工委组织部长、秘书长，他回忆说：“我与白坚同志陪同刘志丹同志去看望谢子长同志，当时商定成立西北军委，在研究主席由谁担任的问题上，子长、志丹两同志互相推让。子长同志认为自己伤重，建议志丹同志当军委主席;志丹同志坚决不同意，他深情地表示：“老谢是老大哥，是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应当担任军委主席，我协助完成任务。”志丹同志广阔的胸怀感人至深。1935年2月5日，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了两个特委的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崔田夫、高岗、马明方和我。谢子长同志因伤重未出席。由白坚同志担任记录。会上，先研究了军事问题，大家认为，为了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需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军委，选举谢子长同志担任军委主席，刘志丹同志担任副主席。由于谢子长同志养伤未到职，实际工作是由刘志丹同志负责的。成立西北军委就产生了归谁领导的问题，于是又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统一陕北和陕甘边两个根据地党、政、军的领导。同时确定：西北工委书记，由惠子俊同志担任，他一直未到任，由崔田夫同志代理;我先任组织部长，后改任秘书长，由王达成同志接任组织部长，张秀山同志任宣传部长;白茜同志任妇女部长。
　　对此，我们可否作这样的推论：在刘谢两人酝酿名单时，向来刚毅果断的谢子长，最后命令式地作了结论。但正式到周家硷上会讨论时，一贯顾全大局，遇事考虑周全的刘志丹又力主让谢子长担任主席。最后大家还是同意了志丹的意见。郭洪涛回忆志丹说的话，可能就是周家硷会议讨论时，志丹又把和子长推让时说的话再一次说了出来。
　　当时参加会的另一位，时任陕北特委书记后又因当时选出的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未到任，而担任代理书记的崔田夫同志的记忆也是认定当时选出的军委主席是谢子长。我未找到他的直接回忆材料，但在他儿子的回忆中，却讲了他父亲生前对他讲的这件事。崔田夫之子崔军少将所撰《田夫之子一一崔军回忆录》中“出生长工家”一节中称：“1935年2月5日，陕甘特委和陕北特委在陕北安定县周家硷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决定：(1)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由刘志丹、崔文宪(即崔田夫)、郭洪涛、惠子俊、高岗5人组成;书记为惠子俊，在惠子俊未到职前，由崔文宪(即崔田夫)代理书记(2)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谢子长担任(谢养伤未到职，实际工作由副主席刘志丹主持)，统一领导陕甘、陕北两个根据地的红军地方武装。
　　我们再来看当时军委一成立就任军委作战教育科长的雷恩均和情报侦察科长的高朗亭是怎么回忆这件事的。
　　时任赤源县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又称军事部长)的雷恩均同志被刘志丹提名担任新成立的西北军委作战科长。雷恩均是1925年2月入党的陕北老红军，从1924年起就一直跟随谢子长、刘志丹从事武装斗争。谢子长对他很信任，称赞他“人老实，话不多，但军事上很能行，打仗能沉住气，不怕死很勇敢。”他当时在安定清涧一带农村搞地下活动。子长负伤后，打发人把雷恩均叫去，让他把安定县军事委员会建立起来，统一指挥全县的游击队。雷恩均回忆说：“1934年9月18日，在子长的领导下，以安定县第一支队为基础成立红一团，以清涧县二支队编为红二团，绥德吴堡的游击队编为红三团。陕北省第一次工农兵大会在赤源县白庙岔召开，成立了省苏维埃政府，我被子长提名当选为赤源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时，子长的伤势已十分严重，志丹来陕北看他，子长握着志丹的手说：‘看样子我的伤不易好了，陕甘宁全部军事工作由你负责，这副担子也只有你担了!’志丹也拉着子长的手安慰说：“你是老大哥，你好好养伤，病好了还要你担!”
　　雷恩均同志在1978年4月让我帮他写回忆录时说：我记得农历正月初四(1935年2月7日)，刘志丹在赤源县黄家峁子冯家梢嫣主持召开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上，志丹宣布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组成人员为：主席谢浩如(子长)，副主席刘志丹、高岗，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白坚，参谋长朱子休，作战教育科长是我，情报侦察科长高朗亭，总务处长刘汉武，经济部长张成武，总会计王彩文。谢子长因枪伤不能到职，实际工作由刘志丹主持，我负责培训军事干部。我记得志丹当时讲：“老谢是老大哥，是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的军事特派员，威望比我高。应当选他当主席。目前他不能工作，也应当选他。”我记得刘志丹讲这番话，使与会同志都很感动。我也很感动，印象很深，所以这句话一直留在我脑子里。他还回忆说：子长因伤情严重未能出席会议，于农历正月十八(2月21日)晚上九点多不幸去世。当时正值敌人第二次“围剿”前夕，鉴于子长的巨大影响，为了不影响军民情绪，西北军委严密封锁子长逝世消息，对外称其去苏联看病。其后较长一段时间，西北军委的行文、布告，仍以军委主席谢浩如的名义签发，直到1935年5月马家坪战斗告捷后，才解除了保密，开始用刘志丹的名义签署行文，颁发布告。
　　1978年已经75岁的雷老身体不错，记忆力也好，说起当年的事一清二楚，连年月日都记得很清楚。但为了慎重起见，他在西安、陕北见了其他老战友，都要询问这件事。为此事，还在西安、延安、子长召开过几个座谈会，了解情况。这些座谈会的记录，我给雷老写完回忆录后，一并交给了雷老。可惜的是，雷老1985年82岁去世后，他的老伴连同废报纸一并处理了。
　　在当时同雷老一起进入西北军委机关，任情报侦察科长的高朗亭在《我所知道的闫家湾子会议及周家硷会议》一文中说：“刘志丹于1935年1月20日到达陕北根据地中心赤源县的水晶沟。元月21日，刘志丹由白坚陪同探望了谢子长的病情。刘、谢两人广泛地交换了意见。据白坚生前对我讲：刘志丹、谢子长在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北工委)，统一陕甘边、陕北党的领导方面;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北军委)，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两个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方面;在战略指导方针、战术原则，集中两军的主力兵团形成拳头，开展规模较大的运动战方面;各路游击队向外发展，扩大根据地，限制敌人外出抢夺烧杀、骚扰人民群众方面;选择我军主要打击对象为国民党八十四师，以及高举反帝抗日旗帜，争取瓦解白军政策方面，在根据地内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分配土地等方面，双方交谈的意见完全一致。只是在西北军委主席人选上，谢子长主动提出要刘志丹担任，但刘志丹再三推让，要请谢子长兼任西北军委主席。两人谦让良久，最后谢子长说，我是军事特派员，就决定你担任西北军委主席。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在赤源县(今子长县)周家硷召开。参加者有：刘志丹、崔田夫、郭洪涛、惠子俊(张秀山说惠参加了，郭洪涛说没参加)、高岗，白坚做记录。谢子长因病重，没有出席会议。刘志丹传达了他和谢子长的共同意见。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书记惠子俊，组织部长郭洪涛，宣传部长高岗，秘书长郭洪涛兼。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马明方、郭洪涛、惠子俊、崔田夫、张秀山、高岗等为委员。
　　会议讨论通过了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研究主席、副主席人选时，刘志丹推荐由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兼任，与会者都同意。
　　联席会议还讨论通过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战略指导方针和战术原则;土地革命的政策和策略，抗日反帝的政策和策略等。
　　高朗亭还在介绍关于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活动情况时说：“1935年2月6日在安定的高家墕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谢子长，副主席刘志丹、高岗，下属作战科长雷恩均，侦察兼医疗科长是我，总务处长刘汉武，秘书长白坚。当时机构很简单，人员亦很少。谢子长同志不幸于1935年2月20日(应为21日一一引者注)去世，刘志丹就接任了军委主席。”
　　以上五位同志都是当事人，他们的回忆一致，应当是可信的。另外，还有一些知情人的回忆也可佐证当事人的回忆。
　　当时，在帮雷老写回忆录的过程中，尽管雷老觉得过去的一些事他还记得比较清楚，但为更准确，他还找了许多老战友帮他回忆。时任陕北红一团团长的贺晋年、政委马佩勋都记得军委主席是谢子长。贺晋年回忆说：“1935年2月上旬，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赤源县(今子长县境)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统一两地区党政军的领导和反对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工作方针问题。还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两个地区的革命武装，选举谢子长为主席，刘志丹为副主席，白坚、范子文先后任秘书长。在选举中，有的同志考虑到子长病重不能到队，建议刘志丹当主席，志丹坚决反对，他深情地表示：“老谢是老大哥，是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的军事特派员，只要他在世一天，就应当选他，我协助他完成任务。”志丹广阔的胸怀是很感人的。子长养伤未任职，实际工作是由志丹负责的。不久，子长逝世，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即由刘志丹担任。
　　时任陕北红一团政委的马佩勋回忆说：“1935年初，志丹来到安定灯盏湾探望子长。志丹紧握住子长的手，摸着他盖的被子，深情地说：“你的被子太坏了，应当换个好的。”子长笑了笑说：“只要能把伤养好，被子坏一点不要紧。”志丹告诉子长，要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请他担任军委主席。子长连忙说：“不，不!我以中央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名义，指定你为主席。”两人相互谦让起来，以后在选举中，同志们考虑到子长正在病中，建议由志丹担任主席。志丹坚决地表示：“谢是老大哥，只要他在世一天，就应当选他。”
　　时任红26军主力团红3团代理团长的吴岱峰说：“据当事人白坚讲，在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上，谢子长因病势严重，曾要求志丹来当，而志丹认为谢是老大哥，又是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应当由谢子长来当，两人曾互相谦让过。志丹同志临走时摸着子长同志那块薄薄的被子说：“你的被子太坏，应当换个好的。”子长笑了笑：“只要伤好了，被子没关系。”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在周家硷召开。会议通过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研究主席、副主席人选时，刘志丹推荐由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兼任主席，有的同时考虑谢子长病重，不能到职，建议志丹当主席。对此，志丹同志坚决反对。他说，老谢是老大哥，是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只要他在世一天，就应当选他。最后，大家选举子长为西北军委主席，志丹为副主席。2月7日，刘志丹在冯家梢墕衬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正式成立西北军委，主席谢子长，副主席刘志丹，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白坚，参谋长朱子休(未到职)，作训科长雷恩钧，侦察科长高朗亭，总务处长刘汉武，经济部长张成武。当时，红26军42师红三团团长王世泰左腿负伤，我即受命代理红三团团长，与义勇军共同北上陕北，与原陕北主力红军2 7军胜利会师，在西北军委的领导下，便积极投入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对子长的逝世，西北军委严密封锁消息，秘密安葬，未开追悼会，在一段时间里，西北军委的行文、布告落款仍沿用西北军委主席谢浩如(子长的字)的名义签发，直到1935年5月吴家寨、马家坪战斗后，才解除了保密，开始用刘志丹的名义签署行文、布告。
　　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随中央红军北上先遣队早先到达陕北，参加纠正陕北1935年错误肃反工作的李维汉同志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写道：“(西北军委)委员会主席，我记得是谢子长，一说是刘志丹。”李维汉同志是当年10月就到陕北的，是中央当时成立的由董必武任主任审理处置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肃反问题的“五人党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又是管干部的中组部部长，他的记忆应该是可信的。
　　至此，西北军委主席的任职情况应该是清楚了，1935年2月初，刘志丹在马明方、郭洪涛、白坚同志的陪同下去看望在伤病中的谢子长，商定立即成立西北军委。子长提名志丹担任主席，志丹却坚持让子长担任，他作助手。推让良久，最后子长以军事特派员身份命令志丹担任。到2月5日，周家硷联席会议选举时，志丹又力主子长担任，最后选举谢子长为军委主席，刘志丹、高岗为军委副主席。刘志丹实际主持军委工作。在子长去世后，志丹继任军委主席。
　　从此，我们不仅搞清了西北军委主席的任职情况。从中，也看到了这两位西北革命领袖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的高风亮节。
　　谢子长：感到自己伤重，已不能工作。从革命利益出发，“命令”志丹担任军委会主席。不为名利，不图虚名，不愿再挂他的名。
　　刘志丹：顾全大局，团结同志，谦虚守纪。认为“老谢是老大哥，是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只要他在一天，就应当选他为主席。”难怪周恩来当时在陕北时就多次赞扬：“刘志丹对党忠员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正如中共中央在关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1983年28号文件中，明确指出的：“刘志丹同志是一个一向胸怀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领袖人物。”
　　在此，我们不仅看到了这两位西北革命领袖的高风亮节，也看到了他们两人战友加兄弟的亲密关系。并不是有人误传的冤家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