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讳：郭明清，兄弟中他排行老三，2001年农历正月初九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从此走完了他七十八岁的人生历程。在他逝世十五周年来临之际，老人家的音容不停地在我眼前浮现，他那不屈的灵魂常常进入我的梦乡，伴随着辛酸的泪水，许多往事一起涌向心头。
他是一个从“沙窝”里翻过来的人。
在我们老家，人们习惯地将过难关、闯天下称作“翻沙窝”。父亲常说：“我一生翻越了无数次沙窝。”
1930年前后陕北连续大旱，粮食严重欠收，境内鼠疫流行，爷爷拿出了自己家的存粮救济灾民，邻村郭氏族人不少被饿肿，而族人中富户却粮仓满屯。面对被饿死的危险，有人提出家族互救，在没有征得族人中富户同意的情况下，饿急了的人们一呼百应强行开仓“借粮”，于是，便引发了一场家族内讧。我爷爷因带头“借粮”，被关进安定县国民党监狱。入狱后他身染重病，为了保释他早日出狱，家人们变卖了分布在几个自然村的几乎全部土地和财产。爷爷出狱后发现他家已经破产，又没有钱看病，扛不住沉重的打击不久便离开了人世。爷爷去世后我大爹郭长清也没有经受住沉重的家庭负担和心理压力，便结束了他28岁的青春年华紧跟着爷爷离开了人世。当时我二爸外出当兵渺无音信。可以说家破人亡的恶运降临在我们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在万般无奈下奶奶忍痛将年仅七八岁的父亲和我的四爸寄养在怀远(横山)县阳山村老外婆家。拉扯着更小的我四姑和五爸在家相依为命。
在阳山村，当时只有三十多岁的我的二老舅、三老舅靠劳动养活着他家的十几口人。这时家庭中又平添了两个小外甥，还要经常牵挂四十里以外苦苦挣扎着的奶奶一家，生活困难是可想而知的。1935年以后，隶属于安定县的郭台村属于红区，而怀远县的阳山村属白区，这就给两位老舅的送粮带来很大不便。为了躲过国民党部队的盘查，他们将糜子、谷子等粮食装在粮食口袋的下面，而上面盖上谷糠等杂物等到夜深人静时才担惊受怕地穿越红白交界从阳山送往郭台。有一次，三老舅一人赶着2个毛驴给我奶奶送粮，走到距我家十五华里处的石窑台被国民党部队拦截并以通共分子扣押。找人说情后他们决定将粮食和牲口全部充公，而三老舅免去“死罪”，被强行安排在石湾为国民党军修桥背石头。劳动中他碰到了一位绥德籍的监工士兵，他与我三老舅曾一起揽过工，知道内情后他利用自己执行公务的机会冒死将三老舅放走。以后三老舅逢人便夸赞这位恩人的慈悲胸怀。从此，“行好向善”就成了父亲为人处事的行为准则。既然给郭台送粮已成为不可能，那父亲和四爸就只能常住阳山为自己当起了“长工”。夏日天气暖和，两个调皮的孩子外出砍柴常常夜不归宿。那时候常有野兽在山林中出没。害怕他俩被狼叼去，我老外婆、四老姨和其它亲人们常常要摸黑到山坳中搜寻。黑暗中见不到人影，他们只能呼唤着他俩的小名，“三——、四——”的呼叫声不时地在阳山的山谷里回荡。因家庭拖累太重，只有八、九岁的父亲和四爸自然要帮助他们的舅舅干些农活。等到秋天收割季节，他俩要在山谷中帮助大人们背庄稼，下霜了还赤着脚。寒冷和饥饿不时地袭来，每天早晨等不到饭熟他俩就“偷赖”躲在窑洞的周围等待着吃早饭的招唤。常年住在外家，十分想妈的两兄弟从内心喊出了“红柳绿柳长成椽，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安定山!”
父亲和四爸究竟什么时候回到家里不得而知。听父亲常说：他十三岁就当了家里的掌柜。由此可以推断那年他回到家开始了属于自己的事业。也就翻过了差点被饿死的沙窝。当然这幼年的沙窝是他的二舅、三舅们拉扯着翻越的。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他十三岁那年，瘦弱的父亲成为这个家庭的脊梁。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当上了家里的小掌柜。好在吃尽了苦头的他们兄弟们个个都是种田的好手，他们在父亲的带领下，闯过了一个又一个人生的难关，使一个破碎的家庭过上了远近闻名的好光景。
1965年10月全县上下开展社教运动，一场大雪过后，父亲被来自县上的“四清”工作组召到了涧峪岔，几天后，各种坏消息不时地传来，一说涧峪岔供销社姓党的主任因贪污公款300多元被查出，本人因害怕而上吊自溢;—说是我父亲因投资倒把被罚款上税1200元正在落实。这些消息如晴天霹雳震惊了整个村庄。因为当时对于我家来说这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面对如此巨大的罚款，父亲可以说同样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人常说祸不单行，父亲问题落实不久，我五爸也因同样的问题被罚款500元。在大难面前，倔强的父亲没有倒下。他回家后立刻变卖所有能卖的家产，到处求人借钱。雪不停地下着，因为数额太大，钱一时凑不起来，上面的工作组又催的很紧，忧心重重的父亲彻夜难眠。每天天不亮他就起床，拾完早粪后，他将柴禾架在灶火口上燃烧取暖，还交换着将儿女们脏烂的衣裤一件件烘热让我们穿。母亲含泪向邻居们叙说：火光在驱散寒气的同时，也驱赶着他内心深处的颤抖。他用这种方法为自己撑腰壮胆。凭着父亲的人缘，那些听到消息的亲朋好友们昌着大雪主动给父亲凑钱，1元、2元、5元、10元，大约用了二个多月时间父亲终于将这笔税款凑齐并分批如数上缴。从此便走上了漫漫还债路。为了还掉亲人们的账，全家节衣缩食六月天不吃中午饭;为了还账，父亲带领全家抱龙骨，挖药材，烧石灰;为了还账，母亲领着嫂嫂、姐姐们挖野菜、割青草养羊喂猪渡难关。那年月全家老小谁也不敢乱花一分钱，用超负荷劳动攒下的钱一宗宗还账。直到一九七四年，这笔阎王债才算全部还清，这大概是父亲一生中遇到的又一个大沙窝。
他是一个善于经商的人
父亲出身在农民家庭，所以种地是他的本份职业。与别的农民不同的是利用种地之余父亲还一直经营着他的小本生意。
早年他利用我家地处涧峪岔镇和横山县石湾镇中间路段的有利条件，把从石湾购买的食盐，沙蒿等靠人背驴驮运到涧峪岔镇卖掉，从中赚取运输费。那时候没有批发市场，有时政策略有松动，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父亲和他的弟兄们利用过年等农闲季节上靖边，过草地，背沙蒿、驮食盐、贩牲口。草地的路是靠小商小贩们一步步踩出来的，一路上岔路口很多，他们只能依靠沙丘的大小或树冠的特征在心里不时地做着记号。大风过后，流沙淹没了整个路径，面对一望无际的草原，在找不到牲口的类便或脚印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靠毛驴带路碰运气而前行。有时因为走错了路，两天的路程三四天才可到达。饿了就吃几口随身带的干粮，渴了就喝几口凉水。那时候做小本生意被视为投机倒把。一经发现轻则接受批判，重则罚款坐监。为了防止别人告发，返程时，临近村庄他们放下大路不走，常常赶着毛驴转羊肠小道远行，一直要等到夜深人静了才迟迟进村。一旦有人告发，就只能自认倒霉。记得围剿资本主义运动开展之时，父亲再一次被接受批判。看着站到批判台上作检讨的父亲，全家感到十分难受，唯独父亲表现的非常淡定，批判会结束后父亲回到家中一边吃饭一边向家人们说你们不要害臊，咱们一不偷，二不抢，靠卖力气赚钱，谁也不会小看咱。上世纪八十年代，党的政策逐步放宽，父亲也紧跟形势开始了他的个体生意。他干脆在涧峪岔镇租了一间门面，逢集上会开门营业。我家离涧峪岔镇足有三十华里地，所以每逢遇集父亲鸡不叫就起床，吃过早饭后他就背上母亲为他准备的干粮去赶集。因为父亲做生意看利轻讲诚信，所以熟人们既使出同样的价钱也愿买他的货。有的雇客因儿女婚嫁时急忙拿不出现金，他会毫不犹豫地为他们配齐货物尽数赊帐，什么时候他们宽裕了再如数收回。所以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从单一的食盐、沙嵩发展到烟酒、布匹、麻纸、针线等杂货，可以说应有尽有。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他的行动变得越来越慢，为了不误生意，他起的更早，佝偻着腰拄着拐棍一次不落地照常赶集销售。看着行动踉跄的父亲，儿女们心疼不已，一再劝说他就是不听。在万般无奈下大哥在我村的交通要道上修了一间大平房，趁他有病在家的机会大哥领着二哥、四弟、五弟他们将全部货物偷偷拉回。为了斩断他的念想，他们将那间门面房也一并转让出去。父亲在反复唠叨几次后才搬到家里的小卖部继续他的营生。
记得他75岁那年，因患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将他拉到县医院治疗，当时一则年龄大了，二则病重，他上下楼梯还要人扶着，没想到出院后父亲提了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要求。说他要到城里的一个批发门市部买点烟酒带回家去。我说不过他只能随他而去，看着他行走沉重的样子，这位好心的老板劝说他不要再进货，并且迟迟不给他发货。他哄我说那就算了，你赶快上班去，我在周边转转自己回家。我信以为真高兴地离开他去单位上班，几天后回到家中，妻子告诉我父亲还是进了烟酒，托二哥用汽车拉了回去!为了阻止他营业，家人们私下决定谁也不再为他捎货、拉货，然而一次次被他软硬兼施败下阵来。这个小卖部一直坚持到他去世为止。
他是个责任性很强的人
穷怕了的父亲总担心儿女再受穷，他说：“咱家后生多，长大后总要有个落脚地。他把平时省吃俭用攒下的钱用来置办家产，到一九六四年，他就为我家修造好八孔石窑，这在当地来说是数一数二的。
父亲吃尽了不识字的苦头，他常说，即使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学，合作化后不久，他便和相邻们一起创办了高台小学，并主动担任了办学理事会的会长。我上小学时，国家实行免费教育，学生入学除书费外一学期只交5角公杂费。5角钱对我家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时实在拿不出，就只能靠攒够10颗鸡蛋卖掉才一起交给老师。当时供销社卖两种纸，一种白光纸，每张5分钱，纸质很好，写起来不印。而另一种呈灰白色的纸，我们叫黑纸，每张卖四分半，纸质很差，写起来容易印，可父亲每学期至多只给我买四张黑纸，就是这2分钱的差距我对他老人家一直怀有偏见，上小学一年级时我班共有23名同学，而到1977年参加高考时，只留下我一人报考，而其它同学早已相继辍学了。接到延安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全家人欢天喜地，唯有父亲长叹了一口气说：“哎!总算熬出来了，”这时候，我才体会到父亲供我上学所需要的费用硬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正是因为父亲的责任心很强，平时为人又主持公正，所以农业合作化时全体村民一致推选他担任高级农业合作社社长。后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有文化的人逐渐多了起来，父亲觉得自己一字不识，当社长已不适应，于是他主动让出社长的职务，当起了大队的常年基建队长。领导全队男女老幼打坝、种树、修梯田，可以说他的足迹踏遍了我大队山山沟沟的每一寸土地。
历尽磨难的父亲，在生活中积累了大量为人处事的道理，所以村民们有事总愿向他请教。每逢红白大事，父亲就成了当然的总管，从事前的茶饭准备，事中的请客送礼到事后的账务交割，他一手操办，不管多累多忙，从不推辞。
他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
父亲虽然不识字，然而他天资聪明，每年春节前后闹秧歌他是当然的伞头。他编唱秧歌不仅能随机应变，而且紧跟形势。记得，有一年正月我大队迎来了一支外乡秧歌队，按照惯例秧歌队进村，村上要迎接秧歌。临近彩门，外乡秧歌队伞头唱了一曲很有水平的秧歌，引来全体观众的一致好评。轮到我村对唱，人群中走出了我的父亲，在他举起伞头的一瞬间，着实把我家老小下了一大跳，生怕他唱得不好给全村人丢脸。锣鼓声落，父亲放声唱到：“正月里来喜洋洋，个个脸上带红光，全乡人民齐欢唱，敬祝咱毛主席万寿无疆。”他宏亮的嗓音和上口的唱词引来满场喝彩。在以后几天演出中对方伞头自动让位，他反客为主，成了这支秧歌队的主场伞头。
临村有一申性人家结婚几年仍未生下儿子，那年闹春进入他家园落，父亲转圆伞头：“初三十三二十三，申家老侄听一番，你为人老实又忠诚，今年定把贵子生。”一曲下来申家夫妻等不到秧歌队退场，双双为他递烟敬酒，当年年底，他家果得一子，高兴的申家后生逢人便说，老郭的秧歌唱的真神也!父亲不懂乐理，不识音符，然而他喜爱乐器，他不仅会拉板胡、二胡，还会吹萧、弹琴。平时一有空他就反复练习各种曲调，久而久之，无论秦腔、眉胡、道情、民歌只要他会哼的调子都能奏出完整的曲子。春节前后闹红他白天举伞头唱秧歌，夜晚拉板胡给演员们伴奏。可以说他的足迹踏遍了邻近各村家家户户的院落。
父亲一生坎坷的经历，磨练了他那在逆境中顽强拼搏的性格。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成为族人中的楷模。以他的经历，以他的言传身教，启迪着我们，让我们去思索，让我们懂得在繁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中如何做人，怎样做事。
落花意已去，时光不再来。啊，亲爱的父亲，您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您一生走过的风雨坎坷、您不屈服于命运、热爱生活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上，印在了我们心里，并时刻感召我们积极向上，奋勇向前。今天在国泰民安的大好形势下，您和母亲长眠地下，当含笑九泉，分享您的儿孙们一个又一个丰硕的成果吧!